如何從島嶼
離開衛城出版，籌組春山出版，莊瑞琳總編在私人社群帳號提起春山二字是雙親名字各取一字而來，其後意味著「不再需要站在西方的啟蒙想法思考出版」。那時是春山出版社正式成立的第一個月，二〇一九年的第二天。
比較兩社的書系規畫異同，春山在議題類書拉出了「春山之聲」一系，以「島嶼湧現的聲音」註解；作為春山出版第一年的二〇一九，春山之聲書系預計出版《報導者》何榮幸、房慧真執筆的《石化傷口》、蘇致亨《從輝煌到落地：臺語片的興衰起落與遺產》，和臺大風險政策中心合作的能源轉型專書，以及地震、颱風等主題的一系列本土書。「其實從衛城開始，我們就想要做本土的出版品，但實踐這件事必須有條件基礎：編輯的成熟度、我們和本土組織／ NGO 的關係、找到可以做到這種書寫的作者等等。我覺得我們對這一切的整合直到二〇一五年才成熟起來。現在又過了三年，我才敢說我們比較知道這件事的 know-how 是什麼。」
問起「不再需要站在西方啟蒙」更明確的意涵，她說，後進國家對於社會與文明如何是好、如何才能更好的想像，很難脫離西方理論的影響。很多重要命題取自西方已經進行兩千多年的討論。「以前做社科類書的時候，我們好像還是會從西方的視野想像出版社要做什麼、要回應什麼問題。」春山的開始，一方面仍延續衛城的根基，但在三年的準備與條件成熟的自信之下，將更篤定地以本土為核心作為問題意識來思考出版布局。
二〇一七年九月，衛城出版「字母會」系列，在與臺灣小說創作者合作的過程中，莊瑞琳察覺到文學家創作意識的覺醒；同時，在非虛構領域，製作《億萬年尺度的臺灣：從地質公園追出島嶼身世》時，不只要跑遍散布本島與離島的九個國家公園，也要和完全不曾有科普書寫經驗的寫手合作，讓他們能夠在吸納科學知識的同時進行人文書寫。從虛構到非虛構，從老手到生手，去年的經驗作為編輯技術是否成熟的參考點，讓莊瑞琳決定踏出春山的第一步。
「老實說，春山的第一年本來會是衛城最成熟的一年。我們要做的事都討論了一兩年，而非突然重新開始……雖然這樣說，我也不能篤定一切已經全部成熟。做自製書常常會有一個焦慮：如果編輯讀的書沒有比作者多，那我能和作者討論什麼？但至少經過去年的鍛鍊，起碼我們對未來可以做什麼、不能做什麼，有了更具體的想像。」
不是收割的時候
雖是延續，但另設陣地亦有相對的割捨。在翻譯書這一塊，新出版社必須從零開始，相較於已完整布局的「本土出版品齊備期」，莊瑞琳將這一年視為重新思索非自製書的「翻譯出版品盤點期」。
去年底「台灣法語譯者協會」年會講座，莊瑞琳提到自己如何選擇決定出版的翻譯文學作品，一要能在「文明的時間表」上讓經典與當代互相賦予新的意義，二要能以「框架性的思考」將議題帶進具想像力的框架中重新思考。
這段盤點期，春山出版一方面希望將臺灣創作者長期吸納西方理論之後咀嚼消化後的觀點保留下來，「例如，我會期待童偉格可以再寫一本作家文論、再談談杜斯妥也夫斯基等小說家；身為一個二十一世紀的臺灣作者，我們一定能從杜斯妥也夫斯基的養分之中看到諸如貧窮等臺灣當代的問題。這是藉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時間表來校準我們自己的時間表。」
另一方面，春山也希望能為「經典重出」找到更適切的意義。「重新推出經典理應是為了要再次梳理此刻的文明，再次確定文化的座標，要和出版時的社會脈絡對應；除此之外，我認為出版者也應該要有魄力為經典作品拿出好的譯本，而不是將過去不夠好的譯本一再出版。」
這兩方面的目標無法一蹴而就，莊瑞琳已打定以三到五年的時間挑戰。「臺灣比較沒有書系的概念。我們希望春山將來的出版不是單純覺得某個作家有價值而做他，而是用更全面的角度、更長的時間，系統式地把某些東西建構起來。」
二〇一八年底的博客來論壇，莊瑞琳分享自己採訪宏遠紡織廠的經驗。宏遠藉由科技排汗布料的研發，成為國際運動品牌大廠合作對象，擺脫紡織業為夕陽產業的宿命。莊瑞琳為此頗受啟發，思考出版業如何再創生：「我想，我們可能並不是收割文明的那個世代。在經過九〇年代一波文化爆發的高潮之後，現在是比較辛苦的、進行耕種和釐清的時候。臺灣現在常常被覺得是荒地，但我認為只是尚未梳理。在梳理的過程中，可能會發現有本土種也有外來種，有些東西一直在我們的文化血脈中存在，例如就臺灣文學作者而言，為什麼瑞蒙卡佛、村上春樹、馬奎斯一直占據著某塊位置……這就是我想要用書系的方式整理出來的東西。」
能做的唯有準備
延續衛城時期的規畫，包含「春山之聲」在內的四個書系，「春山之巔」書系整合了知識密度偏高的「硬書」，以及偏長篇報導、較易消化的議題性出版品，對讀者提出具備世界視野的書單。
「春山文藝」書系將收納文學作品、文學評論、美學相關書籍。今年有劉宸君的遺作《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及楊双子《千鶴的華麗島漫遊錄》。前者收錄早逝的劉宸君橫跨不同文類的書寫，美學上隱含挑戰邊界的野性；後者則以日本女作家一九三○年代來訪臺灣，與身為導遊的臺灣女孩既依存、又有殖民與被殖民者衝突的關係。至於文學實驗計畫「字母會」，最後七個字母也將於今年繼續在春山完成。
「春山學術」書系希望建立一種標準：學術書也可以被更普羅地閱讀。「國外很多暢銷書也是學者的研究專書，臺灣的學者應該也希望自己的研究可以被非學術研究者所吸收。我們希望在這個書系中建立起這種書寫。」
曾有衛城出版的讀者回饋，以年為單位，衛城的出版物似乎會隱然環繞一個課題，「一年一課」。那二〇一九年的隱形課題是什麼？莊瑞琳說，對春山而言，這個時期的課題或許是「轉型」：「所謂轉型，是指春山出版想要應對的兩種問題：一是臺灣社會存在很久的問題，二是隨著社會變遷而出現的新問題。」
回應這兩個問題的企圖，也展現在出版規畫中。今年，春山預計出版與地震／颱風等災害相關的作品。莊瑞琳談到，同樣處於地震帶的日本，書店架上有許多地震相關的出版品，「九二一已經二十週年了，臺灣的地震研究有許多躍進，讀者卻都不曉得；屬於專家的知識養分，並沒有普及給民眾。這些出版計畫，就是希望可以縫合這道知識文化上的斷層。」
莊瑞琳認為，這不是一個獨特的想法。大家都有這份「將知識流通」的需求，但卻缺少一個啟動者，「那個啟動者，就是文化出版業。」
既有目標，便有憂慮。衛城時期，出版社曾經和媒體「報導者」合作，推出《廢墟少年》。在這次合作的現場莊瑞琳觀察到一個現象：講座上有許多讀者，不是平常會出現在人文社科講座的人。「這代表這個世代的讀者會追蹤報導者的報導、會關心一個議題，可是卻不知道有一本討論這個議題的書。這表示他們平常無法得知這些書的存在，我們這個行業和他們脫節了；很多人不再是依靠出版品來認識社會。」未來，這群「想要關心社會，卻與書店或出版產業脫節」的讀者，就是春山期待能夠接觸的對象。
「在臺灣，議題很常『浮出水面』，大家都積極很想發表意見，卻沒有繼續深入討論一件事的時間。但其實這一點，出版業能夠做的，也只有準備好、等待被閱讀的時間來臨而已。但正因如此，我們要準備好。」
留下來走到起點
最開始想到「春山」二字，是為了回高雄開一間書店。然而，莊瑞琳最後依然留在出版，以「春山出版」而非「春山書店」的身份繼續「耕種」了。
這之間的轉折，莊瑞琳也非始終果斷。在出版業的這些年，她看見華文出版品常常依靠作家個人而出線，在全世界大出版體系下是一顆顆孤星，沒有成為集體陣線。國外的讀者可能讀過吳明益的小說作品，但依舊不認識臺灣的歷史、文化、議題，依舊不認識臺灣。「我們能不能在各種面向都提出足夠的作品？各個領域都應該要有從臺灣的題材、臺灣的作者生長出來的聲音才對。臺灣的作者和作品，應該有更多地出現在國際舞台、值得成為世界文明貢獻者的價值。」
「說起來很奇怪，這是一個戰線，但你光是要走到那個戰場就要花很長時間。而抵達的地方也不是終點，只是一個起點；在臺灣做出版給我的感覺是，走了十年，可能才剛走到世界出版的起點。從衛城到春山，我覺得自己連那個起點都還沒走到。」
開書店的想法，是莊瑞琳若從戰線撤下的另一選擇。走到出版起點的理想，會不會成為一個笑話？會不會終究失敗？如果失敗了，她想要用一個較為安靜的方式，將已經出版的東西好好介紹出去。「但那就是從戰場撤離了。如果實在太痛苦，或者出版的推出經不起考驗，我就會考慮要不要退下來。」
衛城成立之初，莊瑞琳曾說她認為出版社應該要投資創作者。「做編輯做開心的事情，就是當我站在一個作者面前，我可以想到五個十個你可以寫的題目。我不管你想怎麼寫，我就是要一直丟給你我認為你可以的想法。十本之中也許有三本你也認為可以寫，那就好了。我們是球星和球友的關係。我們不斷彼此對練，為的是能夠成就他；所以，所謂投資，指的當然不是錢，而是指時間。我最喜歡聽到作家在快要完成一本書的時候說：我已經想好下一本書要寫什麼了。」
「後來覺得很難退下來，也是因為這樣。有那麼多的作家還在往前衝啊，我怎麼能退呢？我之所以留下來，是被作者鼓舞的。」這是整場採訪莊瑞琳笑得最明亮的一刻。
一輩子做不完的事
以臺灣為出發點，但並非尋求確定的答案。莊瑞琳說，這個時代應該要避免落入主體本位的思考──並沒有一個亙古就存在的臺灣主體，新的主體想像一定會帶來新的壓迫。臺灣就如許多後殖民國家一樣，是混雜而多元的。而那份混雜的核心是空無。「春山出版不是要找『臺灣是什麼』的答案，而是要去承認臺灣的空無。我們可能要再用好幾代的時間，去找到空無之中的共同想像。有太多脈絡我們還沒去梳理。對出版而言，這是一輩子的時間都做不完的事。」
文訊 2019 年 2 月號第 400 期「一頁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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